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,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,这个重大转变有其必然性。中国的改革开放从 贫穷起步,具有很强的低成本优势,以及学习他国先进技术、经验的后发优势,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。发展至今,居民收入增加、生活改善,成本水平也相应提高,这意味着要再续发展,就必 须提高经济效率。反映经济效率的指标是总要素生产率,世界银行和经济学家做过测算,过去10 年 间,中国的总要素生产率在下降,这意味着同等投入的产出在减少。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效率挑战, 急需一场“效率革命”,其中创新是决定力量,数字技术是重要因素。
高质量实体经济的风向标不在底特律、斯图加特、丰田,而是在硅谷、在深圳、在杭州、在合肥。我们过去总认为中国应当向德国、日本学习其制造业厚重的技术积累和精益生产的工匠精神,提高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,促进产业结构升级。而今天,当回顾过去十年,我们发现这种选择未必正确。因为当把目光仅仅聚焦于制造业,它已经成为一种对于概念的幻象。实际上,高端产业的发展形态早已超出传统的装备制造、机床工具范畴,向着孪生制造、网络化协同升级。也就是说,当今最先进的产 业和企业,或者按照传统的说法——最高端的制造业,已经不在德国和日本,我们有更好的标杆和样 板。从经济总量看,过去十年间,美国的GDP 从相当于日本的2.6 倍扩大到4.5 倍,从德国的4.6 倍扩大到5.4 倍。德日两个全球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,经济规模在过去十年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, 而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认为的美国“顽疾”——制造业流失、经济空心化并未使美国经济 衰退。当我们还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二分法认识美国时,美国早已走上了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升级之 路,制造业的高附加值服务部分被高端产业牢牢把控,并借此掌控了全球产业链布局,强化了美国在 实体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。美国全球领先地位的巩固和确立,是高质量实体经济的胜利,是数字技术 深度全面融入一、二、三产业的结果,是向新型数字基础之上迁徙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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